1952年8月6日掌牛宝，哈尔滨—沈阳之间的列车刚驶出香坊站，身着粗布白衬衣的彭德怀站在车门口，半只脚还沾着朝鲜战场的硝烟。同行的只有警卫景希珍，行李是一件呢子上衣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。有人认出了这位志愿军统帅，小声议论：“彭老总要去哪里？”没人想到，他此行的终点是一片尚未完成施工围挡的荒原——军事工程学院工地。
三天前，他已通过电话向陈赓交代：不欢迎、不铺张，只要陈赓到站台来就行。陈赓答应得痛快，可心里发愁：首长来了，总不能连口像样饭都没有。
列车进站那刻，兵工桥站台格外安静。彭德怀大步下车，抬眼就看见手里提着草帽的陈赓。“就你？”“就我。”简短对话省去了所有客套。省里早备好的宾馆钥匙被彭德怀一句“住陈赓家”挡了回去。
哈军工大院里，两排尚未粉刷的小平房外墙渗水。彭德怀推门，环顾三间八平方米的小屋，露出满意神色：“陈赓，你倒还保持老样子。”院长夫人不在家，厨房只剩大米、土豆、萝卜。陈赓飞奔隔壁借来一盘风干小鲇鱼掌牛宝，把土豆切丝下锅。彭德怀吃得香，不时点头：“小干鱼有味道。”
饭至半截，陈赓压低嗓子：“要不要让起超过来见见？”彭德怀放下筷子，语速很慢：“不要通知他，学生就按学生的规矩来，你们要管得严一点。”寥寥数语，定格了伯侄关系的界限。
话得从一个月前说起。7月，学院预科录取名单里出现“彭起超”三个字，学历仅中专。彭德怀在北京当面质问陈赓：“不够条件，谁批的？”老友挨了批评，仍坚持给彭起超一次预科试读机会。后来陈赓再赴北京，才把侄子努力补课、成绩跟得上的情况汇报清楚，彭德怀才松口：“成绩掉队就退回部队。”
视察第二天清晨，哈城零下两度。彭德怀披着军大衣，拉着陈赓去了建筑工地。脚下是刚打好的混凝土桩，四周升起白雾。苏联顾问奥列霍夫中将陪同察看，被彭德怀连声致谢掌牛宝，事后感慨：“很难想象一国副总司令如此平易。”
随后来到文庙旧址改建的图书馆。工作人员陈荣锦汇报外文科技图书奇缺。陈赓当场提议通过外交部集中采购。彭德怀点头：“库里需要什么就买，账目如实报。”交代完，他注意到角落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便蹲下问：“小同志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女孩回答：“找妈妈，我姓马。”彭德怀哈哈一笑：“怪不得这么精神，和马克思是本家。”几位教授忍俊不禁，紧张气氛顿时化开。
下午，学院礼堂里坐满团以上干部。彭德怀抛出一句“现代化不是口号，是活生生的命”，随即举朝鲜战争数据：志愿军缴获的美式火炮因缺工程技术人才只能拆解研究，无法整建制使用，“所以要办学、要读书，要让懂技术的人先上战场。”大家听得凝神。
离开前夜，两位老兵坐在昏黄灯泡下抽着旱烟。彭德怀粗声问：“图纸够不够？实验器材够不够？”陈赓一一作答。火车清晨发车，站台上依旧无欢迎人群，首长上车挥了下手便关门。那身白衬衣在窗里晃了几秒，列车远去。
哈军工开学后，彭德怀持续关注。1953年底，他推动军队制度改革：义务兵役制、军衔制、薪金制、勋奖制一并启动。他说，“制度是一支无形的部队”，如果不改，现代化永远停留在纸面。
1955年9月，怀仁堂授衔。轮到彭起超，只获中尉，比同档次学员低一级。军衔证颁发前夜，陈赓心疼地提醒起超，得到的回答是“伯父亲自批的，我服从。”多年后他说，真正的殊荣是站在试验场边能听见导弹呼啸。
1957年成都会议，关于是否实行募兵制的讨论激烈。彭德怀带来完整数据：三年义务兵征集、复员的花费、训练周期、预备役强度，把会场里“募兵制”支持率硬生生压到极低。理由很直白：“要的是快速动员，问题是钱和时间谁来买单。”
1978年12月24日，北京天空飘着细雪。人民大会堂里，彭起超扶着老同学坐在左排。悼词里一句“忠于党，忠于人民”，让这位五十岁的中年军官眼圈通红。他没去抢镜头，只把勋表翻到最里面那一页，那里夹着伯父写给他的两行字： “工作上看高标，生活上比低线。” 字迹已淡，墨意犹在。三个月后，彭起超重返部队科研岗位，继续钻在实验室里啃数据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答：“规矩摆在那里，能破的只有技术难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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